站在笔架山上向不远处眺望，平静的韩江水缓缓流过。这条古老的河流不仅孕育了古老的潮州文化，更将潮州文化的重要代表——陶瓷带向海内外，使潮州陶瓷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耀眼的一颗明珠。
顺着山路而上，穿过一片山林和平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笔架山潮州宋窑遗址就映入眼帘，经历千百年的洗礼，它依然静静地躺在笔架山的一侧。走入大门，两侧向上的斜坡将人的目光引向高处，中间则是一条长条状深沟，就是在这样简单的生产环境下，陶瓷工匠们用巧手制作了一批又一批潮州陶瓷，并将它们送上漂洋过海的大船。
据史料记载，唐代，潮州陶瓷制作已经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笔架山窑场也始创于这个时期，到了北宋中期，经过几百年发展积淀的笔架山窑场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当时辽金等少数民族入侵，大批北方的窑工被迫向南迁徙，这些都是促成笔架山宋窑兴旺发展的重要因素。”潮州古陶瓷研究专家李炳炎先生说，当时北方的战乱阻碍了原先陆上丝绸之路的正常运转，原先只是承担对外贸易补充手段的海上丝绸之路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并成为当时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笔架山宋窑临江靠海的地理优势便显现出来。同时，北方窑工带来的先进生产工艺又提升了笔架山窑场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增强了潮州瓷在国内外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优越的对外运输条件，使笔架山的瓷器能够通过韩江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地，北至日本、朝鲜，南到东南亚、中东，笔架山宋窑瓷器的足迹从太平洋延伸至印度洋。新西兰学者艾黎在参观了潮州古瓷器展品后，曾兴奋地说，“我在国外看到好多古瓷器，原来它的老家就在这里！”据此，潮州瓷销售和影响范围可见一斑。
如此频繁的对外交流，也让工匠们可以非常迅速地洞察到各个国家地区的需求，进而生产出适合不同地域的陶瓷产品，当时外销的产品除了碗、盒、盏、灯、炉、杯、壶、盂、豆、釜、洗、枕头、粉盒等日用生活器皿外，还包括瓶器、人物、玩具等工艺瓷，足见当年宋窑产品的多样性。《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就提到，在遗址挖掘出土的器物包括军持、洋人像、西洋狗等多类产品，这也充分证明了笔架山宋窑产品已经可以很好地迎合海外市场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潮州窑的产品行销海上丝绸之路诸国，成为各国陶瓷用品的重要产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在日本、马来西亚、非洲等地都曾发掘并展出潮州窑的产品。1985年出版的《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更说：“外销方面据记载，当时在阿拉伯帝国阿拨斯王国的首府缚达城，已有不少经营潮州陶瓷的商贩”，透过这样的实例，就能看出潮州窑产品在国外市场曾经盛极一时。
对外销售渠道的畅通以及产品的热销，进而也刺激了笔架山一带陶瓷生产的增长。史料记载，昔年窑群数量甚多，毗连成片，规模不小，从北段虎头印仔山向南延伸至磷溪缽仔山，长达3-4公里，民间传说当时瓷窑有九十九条之多，因此笔架山一带又被称为“百窑村”。近代的考古发掘也很好佐证这一点。韩山师范学院教授黄挺的《宋代的笔架山潮州窑》一文曾介绍，“自1954年以来，先后发现笔架山宋窑共10条。”著名陶瓷专家曾广亿所著的《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分析研究》也提到，“10号窑窑室残长79.5米……步测其长度竟达100米上下，由此看来，北宋时期潮州笔架山窑场每年出产的瓷器，其总数均约数以百万计，其数量之多是实在可观的。”潮州文史专家曾楚楠也说：“当时单单一条窑的产量就足以满足当地居民使用了。”
随着笔架山窑场的兴旺发展，瓷业也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饶平九村等地的陶瓷生产也日渐规模化。而在笔架山潮州窑逐渐衰败没落后，九村开始取代笔架山的地位，承担起潮州对外贸易产品生产的重任。明朝时期，潮州等附近区域大发展时期，江西等地窑工也进入潮州，为九村等地陶瓷业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九村的青花瓷产品也得到提升。由于柘林港天然的避风条件，所以九村的陶瓷产品便源源不断地通过柘林古港走向世界。尽管两地有近百公里之遥，但是借助挑夫的扁担和崎岖的山路，九村的陶瓷顺利地到达港口。“虽然当时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沿海居民为了生存或者图利也冒险入海，通过贩卖陶瓷等海外市场需求的商品，求得生存发展。”李炳炎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九村窑产品就通过柘林港销往台湾、日本、澳门、东南亚以及阿拉伯等地，维系着潮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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